钱红丽;

• 1:中山大学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摘要(Abstract)：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关键词(KeyWords)： 外出务工;收入;收入对数;倾向值匹配;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建项目(2013JG17)

作者(Authors): 钱红丽;

DOI: 10.16195/j.cnki.cn36-1328/f.201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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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研究所指的外出务工,不仅仅指离开家乡去外地打工,还包括去外地做生意、做散工等。
• (2)具体数据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08-2014各年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3)本研究在建立数学模型时没有将这种选择机制中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及制度等宏观方面的因素纳入,而只关注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因素,对于宏观方面的因素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在后续讨论部分中进行分析。
• (4)由于最新的数据如CGSS2013中没有明显的变量来区分农业户籍人口是否外出务工,CGSS最近的数据有2010年的有,所以本研究采用CGSS2010年的数据。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作者感谢此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 (1)CGSS2010数据中前面基础模块部分关于被访者是否是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信息不明确,所以只能从后面农村模块中的变量去判断,而农村模块出现的外出务工农民工都是被访期间回家短暂逗留的,如果将此类被访者作为外出务工组成员,就会出现非常大的样本偏差。所以本研究只使用CGSS2010数据获得未外出务工农民数据,而使用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中的农村户口被访者形成外出务工组样本。
• (2)本文使用的“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在此表示感谢!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
• (3)SYSU2009数据只有2009年个人月平均收入的数据,本研究计算个人2009年全年收入是将个人月平均收入乘以12;另外,对于追踪数据中的10名失业者,其个人2009年全年收入是用其失业前最后一个月的收入乘以6得到。
• (4)本研究将受访者回答的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如被访者回答是小学毕业,受教育年限就是6年,回答初中毕业,受教育年限就是9年,以此类推;另外,将未受过正式教育者年限定为0年,将受过私塾教育的定为3年。
• (1)公式推导参见:《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梁玉成老师的“社会网络内生性问题研究”一文(第85页)。
• (2)模型建立参见:《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魏万青老师的“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研究”一文(第157页)。
• (1)樊纲等认为我国虽然出现“民工荒”,但劳动力供给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没有出现农民工与农民收入的收敛,没有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完成,导致出现了“民工荒”悖论。
• (2)本研究模型4中59.78%的高解释力也可以证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对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力。